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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智丛 王慧斌:传教士对科学方法的译介
发布时间:2019-08-15        浏览次数:        

  如果跳出辉格史观,再考察传教士对科学方法的译介,尤其是中西学术方法的会通,不仅可以丰富对于整个西学东渐历程的理解,同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西学术研究方法乃至思维方式的异同。

  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两次西学东渐过程中,来华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也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前一个时期主要介绍的是演绎方法,后一个时期则更为侧重于归纳方法。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和中国文人合作,借用“格物穷理”概念把西学阐释为“格物穷理之学”、“穷理诸学”或“穷理学”。“格物穷理之学”由徐光启提出,以度数之学为基础,加以天文历法、舆地测量学、气象学、水利工程、音律、军事、会计学、建筑学、机械和工程、医药学等“旁通十事”,整个知识体系借助几何学中的演绎推理来形成具体知识。“穷理诸学”出自傅泛际和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知识形态包括名理学、形性学、审行学、超性学,对应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逻辑学与方法论、自然哲学、博实乐与贵阳碧桂园凤凰城签约贵,数学、形而上学,三肖中特一赔多少此次动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为加速推!因此也与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一样以演绎推理贯穿始终。“穷理学”即南怀仁汇集耶稣会士译著而成的60卷《穷理学》。南怀仁所使用的“穷理学”概念由《名理探》中的“穷理诸学”发展而来,较后者仅删除了形而上学中的自然神论部分,仍然保持了知识的统一性。由于《穷理学》并未刊刻,抄本也多有散失,目前仅可见14卷残抄本。这些残抄本分布于“理辩之五公称”、“理推之总论”、“形性之理推”、“轻重之理推”四个门类,其中的“理推”或“理辩”均为凭借理性进行推演之意。可见,明末清初传入中国的西学以演绎方法贯穿整个知识体系。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也被直接介绍给中国读者。《名理探》把逻辑学介绍为“推论之总艺”,也就是根据已知前提“推而通诸未明之辨”。该书的原本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是欧洲科因布拉学派对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注解本。根据傅泛际和李之藻所用底本,二人应已译出范畴论、词句论、三段论、论证论四个部分。《名理探》目前可见的部分对应于原本的“范畴论”和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讨论了宗、类、殊、独、依五类概念和自立体、几何、互视、何似、施作、承受、体势、何居、赞久、得有十个范畴。另有三段论的内容(对应于《前分析篇》)被译为“理推之总论”,见于《穷理学》。在此之前,艾儒略还曾在《西学凡》中简要介绍了西学课程体系中“落日加”(即逻辑学)课程及其六个门类:落日加之诸豫论、万物五公称之论、理有之论、十宗论、辩学之论、知学之论。

  以方以智的质测通几之学为代表,其时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演绎方法的影响。在方氏学派那里,由“质测”而“通几”的关键在于把握事物的“象数”。这一立场不仅源于该学派的易学传统,也是受到了徐光启“格物穷理之学”以数学贯穿其中的影响。在强调“象数”的同时,方氏学派也同样推崇西学中的“质测”,即对现象的观察和描述。事实上,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不仅宣扬理性,也强调通过经验获得知识,具有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双重属性。不过,他们并没有说明如何从经验到知识的科学方法。雍正禁教后,中西文化交流也被切断。直到清末,西方科学处理经验所用的归纳方法才由来华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和上一阶段一样,归纳方法也分为两个层面传入,其一是归纳逻辑规则的直接传入,其二是归纳思想与归纳方法随科学译介的传入。

  归纳逻辑规则的传入得益于传教士对归纳逻辑著作的译介。慕维廉及其中国合作者沈毓桂翻译的《格致新理》《格致新法》《格致新机》,介绍了培根《新工具》第一卷的主要内容。尽管这只是培根所谓的“破坏部分”,但仍然有力地批判了固守经典的认知模式,尤其是分析了妨碍认识的“四假象”,确立了观察和实验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其后傅兰雅的《理学须知》则对密尔《逻辑学体系》一书进行了译介。除了对归纳逻辑原典的介绍,艾约瑟还翻译了一本当时在英国非常流行的逻辑学普及读物——耶方斯的《逻辑学》,译名为“辨学启蒙”。书中同时包含有对归纳推理(“即物察理之辩论”)和演绎推理(“凭理度物之分辨”)的介绍。按照赫胥黎对此书原本的介绍,读过此书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两种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归纳方法传入的另一个途径是科学译介中的范例。以合信在《天文略论》和《博物新编》中介绍的天文学史为例,他首先讲道:“自前明嘉靖二十年,泰西天文师名嘉利珂(即伽利略)者,始造窥天大千里镜,具见日月五星体象,缩百千万里之遥,了如指掌。由是夜观日算,遂深悉日月星辰转运之奇”,而伽利略的理论之所以被接受,“非特一人所言,且非特一国之人所言者,乃经各国之天文士用大千里镜窥测多年,善观精算,分较合符,非由臆说,或有不合,并为订正,其法果真,乃为载书以传后也”,从中可以读取到观测、确证等归纳方法的元素。

  受传教士译介归纳方法的影响,晚清文人的认知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王韬《英人倍根》一文就专门讨论了培根的思想,认为培根“不敢以古人之言为尽善”、“不欲取法于古人”,而是将知识的标准诉诸经验:“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更为广泛的影响体现在《格致书院课艺》中,它汇集了格致书院考课中的题目、优秀答卷和阅卷人评语,从中可以发现晚清学者对归纳方法的认知。例如,针对“《大学》格致之说自郑康成以下,无虑数十家,与近今西学有偶合否?”的题目,朱澄叙就论述了中西研究方法的差异,认为“先儒意主穷理,非泛然逐物而格之”,而西学“几欲尽天地万物而一一格之”。

  传教士的上述工作为西方科学方法的引进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严复、王国维等中国译者继续着有关归纳方法的翻译工作,产生的影响也远大于传教士。但如果跳出辉格史观,再考察传教士对科学方法的译介,尤其是中西学术方法的会通,不仅可以丰富对于整个西学东渐历程的理解,同时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西学术研究方法乃至思维方式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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